韩少功
(海南省文联，海南海口570100)

       汨罗是我的第二故乡。往大范围说，岳阳就是我大号的第二故乡。一两年前，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的杨厚均老师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研究平台，召开有关我的研讨会。这让我有些为难。我感谢他们的厚爱与加持，但不大习惯被人们围观和开膛破肚。但老乡们的事怎么好拆台？参与此事的汨罗市政府一方还是我的父母官，有属地管辖之权，我更惹不起。何况他们的远大目光是投向新时期四十年来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不过是就地取材，把我当作研究的一个入口、一种方便、一个抽检样本，这样，我的忸伲便显得有些多余。

       我是50年前来到汨罗的，在这里插队务农和供职机关先后有十年，自2000年又来这里阶段性居住，到明年止又有二十个半年。
       其实，哪怕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我对这一片土地仍知之甚少。岳阳，在古代叫“巴陵”，是巴人们唱着“下里巴人”的分布之地，至于他们后来如何流入湘西和鄂西的山地，成为后人所称的“土家族”，我们莫知其详。汨罗，在古代叫罗子国，是罗家蛮这一弱小部族南逃和栖居的他乡，至于他们后来如何融入华夏大家庭，包括接纳诗人屈原、杜甫的亡魂，其诸多故事也流散无踪。我当知青时，曾从地下挖出一筐筐的青铜矛头和箭头，都风化了，一捏就成粉末，只能遥望远去的青铜时代心绪空茫。
       知青生活是十分辛苦和寂寞的。人们在太阳下晒成了黑人，衣服总是积透了汗水留下的层层盐渍。在那时候，除了偷瓜和恋爱，文学便常常成为油灯下青年们打发漫漫长夜的最大娱乐和最大慰藉。首先是口头文学，农民讲戏曲，知青讲电影，大家互通有无，各种乡间传奇甚至鬼故事也不会放过。其次是阅读，虽然“文革”时期的书店里空空如也，读书几成高风险行为，但流散民间的读物仍不算少，包括有些知青在下乡前翻墙打洞从图书馆里偷来的一些禁书，只是需要我们去访，去借，去抄一我就制作过手抄本的唐诗宋词。我就是在那时候接触到巴金、茅盾、契诃夫、普希金、托尔斯泰、莫泊桑、海明威、马克•吐温等。《叶尔绍夫兄弟》《落角曳《你到底要什么》《白轮船》……这些苏联时期的作品，较为接近中国的国情和问题，也会引起青年们的好奇和讨论。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过院野书是一个好东西，至少能通向一个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欢乐依据的世界，足以补偿物质的匮乏。当一个人在历史中隐身遨游，在哲学中亲历探险，在乡村一盏油灯下为作家们笔下的冉•阿让或玛丝洛娃伤心流泪袁他就有了充实感袁有了更多价值的收益袁如同一个穷人另有隐秘的金矿、隐秘的提款权尧隐秘的财产保险单，不会过于心慌。”
       只是这一个世界充满蛙鸣和蚊虫。柴油灯还烟大，几十页读下来，灯烟总是黑了读书人的鼻子和脸，让他们第二天见面可能相互指着对方取笑。
       现在回想起来，文学史上曾有那么多定义、主义、流派、教科书、成吨的学术论文和海量的研究机构，但最基本的理由却可能相当简单院文学是能让一个人哪怕在油灯下也能读出内心充实和生活乐趣的媒介。
       这样的文学已存在了数千年。
       油灯下的读者肯定都能体会到，文学中形象为王。文学不是公文、理论、新闻、调查报告，其最大的特点和优势、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丰沛的感觉、生动的细节，放在小说里，主要体现为鲜活、结实、新颖的人物形象。相比较而言，再巧的情节一旦“剧透”，也会效力大减。再好的主题一旦揭破，也会原来如此，同样有一次性用品的特点。一本书如果耐读，能让人们再读，那肯定与情节和主题关系甚少，无非是读者更愿意同书中人物重逢，与活生生的人影在一起，重历一种相处、相交、相知、相乐甚至相爱的兴奋过程，如同我们舍不下至亲好友和朝朝暮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文学发展到哪一步，无论装备了多少新观念、新技术、新载体，写好人物仍是最重要的专业指标，是小说的净收入。一旦文学中充斥着道德化的说教符号，或个人化的自恋符号，或游戏化的卡通符号，那么纵有一时热闹，最终恐怕也难免一地鸡毛。
       油灯下的读者肯定还能体会到，文学中情义为本。文学有一定的娱乐性，但即便放在清贫的往日，也算不上最好的娱乐方式曰何况进入娱乐业大兴的当下，有声有色、排山倒海的感官刺激供不应求，取乐者们更有理由无视文学。但文学从来都不仅仅是娱乐。文学更重要的功能在于提供价值观，提供精神的抚慰、洗涤、支撑、解放、提升，让读者的心智与生活在合上书本那一刻多少有点焕然一新。不幸的是，物质化高压已把全人类抛入一种价值观的寒冬。眼下的不少文学不过是在彳顷泻冷漠，常常在灰色或更灰色的小奸小坏那里乐此不疲。即便挤眉弄眼地搞笑、声嘶力竭地催泪，也总是透出冷冷的空虚和算计。更严重的是，人工智能很可能助推这种产业化的“鸡汤”和“狗血”。一次次人机对抗赛都证明，随着数据库和样本量增大，机器并无灵魂，却同样能生产出各种没心没肺的优雅、颓废、慷慨、俏皮、深沉、狂野，而且可以比人“写”得更快、“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机器唯一难以取代作家的，恰恰是很多人曾不屑一顾的价值观，是情与义的动态性追求，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评然心动一这是否构成了一大重要提醒？而且我们是否为此作好了准备？
       我的文学观当年就是在油灯下初步形成的，说起来都相当简单和粗糙，还很不够一这就是我后来奔向大学和知识圈的原因，是我必须去学习更多知识和理论的原因。不过，变中有恒，一如恒中有变。简中有繁，一如繁中有简。尽管当下文学正遭遇世纪之变，遭遇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以互联网为主的技术性冲击，产生了太多变量，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处理，但文学仍是文学，既不会变成数学，也不会变成马戏。事情很可能是这样，人类是古老的物种。文学即“人学”是历久弥新的事业。文学的生命基因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和恒定许多，仍像20世纪、19世纪、18世纪……乃至远古时期那样大道至简，心诚则灵，与心同在。
       换句话说，文学必然变化，但当下的产能过剩也好，备感冷落也好，都只构成文学常态中的小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当文学接受更多深入、精密、多样、高明的研究，当不少作家被满脑子流行说辞搞得晕头转向，为了确保文学如常的开花结果，避免出现“文青”式的虚浮和惊乱，避免多方丧生和多歧亡羊的瞎折腾，也许我们有时候更需要回到初心，回到当年访书、借书、抄书时的感觉，回到最早的美学出发点。
       每一天都可以是重新出发的日子。
       就人和人性来说，每一天几乎都是同样的一天。
2018年11月[责任编辑杨捷]